于大众传媒来说，「黑客」(hacker)是指入侵电脑的人。对于程序员来说它是指优秀的程序员。但这两个意思是有联系的。在程序员那里，「黑客」传达的讯息和字面意义上的「精通」是一样的，即能让电脑做任何事--无论电脑愿不愿意--的人。

问题还没这么简单。作为名词的「黑克法」(hack)也有两重含义。它既可以是褒奖，也可以是侮辱。用丑陋的方法做某件事，可以叫黑克法。但如果你做某事的手段很聪明，甚至多少打败了系统本身，那也可以叫黑克法。通常，用第一种意思的情况比较多，大概是因为丑陋的解决方案要比高明的多。

信不信由你，「黑克法」的两个意思也是相关的。丑陋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打破了规则。从丑陋地破坏规则(如用胶带把东西粘到单车上)，到富有想象力地破坏规则(如打破欧几里德空间)，这之间有着一定的连续性。

黑客行为并非随着电脑的出现而产生。理查德·费曼参与曼哈顿计划时，一度以撬解装有秘密文件的保险柜自娱。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读研究生时，一个成天出入麻省理工学院的黑客朋友自己拥有一套撬锁装备。(他现在管理对冲基金，这两件事并非完全无关。)

有时候不太容易向当权者解释为什么有人爱干这类事。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曾经因为入侵电脑被政府逮个正着。这种行为在不远的过去并不算犯法，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的常规调查技巧在这里不管用了。警察的调查工作通常从分析动机开始。常见的动机不外乎毒品、金钱、性和复仇。「智力层面的好奇」并不在联邦调查局的动机列表上。的确，这一整个观念对于他们都很陌生。

当权者往往对黑客的叛逆态度感到恼怒。但这种叛逆是令他们成为优秀程序员的那种特质的副产品。他们会嘲笑首席执行官们空泛的企业发布会演讲，但如果你跟他们说有什么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他们同样会嘲笑你。如果你压抑这两种特质中的一种，那么另外一种也无法发展。

这种态度有时会传染。有时，年轻的程序员注意到了著名黑客的一些怪癖，决定模仿，以显得聪明。这些伪黑客不只是讨人厌而已，他们的装腔作势可能会减缓创新的过程。

但即便是把这种烦人的怪癖考虑进来，黑客们的叛逆态度仍然是极大的优势。我真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一点。

举例来说，我怀疑好莱坞的那些人根本就理解不了黑客们对于版权的态度。这个话题在 Slashdot 上经年累月地讨论。但是，给电脑写程序的这些人，关心什么不好，要来关心版权?

部分原因是有些公司运用某种机制去阻止拷贝行为。任何黑客看到一把锁，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才能撬开。但黑客们对于版权、专利制度的警觉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们将愈演愈烈的对于「智力所有物」的保护视为对自由思考的威胁，而那正是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是对的。

下一代技术的概念，是由黑客通过观察现有技术产生的。版权所有者或许会说：不必了，省省吧。我们不需要外界帮忙。但他们错了。下一代的电脑技术通常是由外人开发的。

一九七七年，IBM 内部肯定有团队在开发他们心目中下一代的商用电脑。他们错了。下一代的商用电脑是两个叫史蒂夫的长发青年在洛斯奥拓斯的一间车库里开发的。几乎同一时间， 还有一些大机构在合作开发下一代操作系统：Multics。但有两个家伙认为 Multics 太复杂了，于是动手自己新写了一个。他们对 Multics 开了个玩笑，将新的操作系统命名为 Unix。

最新的知识产权法对于能够催生新想法的那种不规矩行为施加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在过去，竞争者或许可以利用专利阻止你销售他们生产的东西，但无法阻止你把它拆开来研究。最新的法律视这一行为为违法。不让研究现有技术从而对其进行改进，如何能够开发新技术?

讽刺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别人，而是黑客自己。问题出在电脑本身。在过去，机器内部的一整套控制系统是由硬件组成的：传动装置，杠杆和凸轮。渐渐地，产品的大脑(也就是价值)移向了软件。这里我指的是广义的软件，即数据。黑胶唱片上的歌曲是被实体地刻入塑胶里的，而 iPod 上的歌曲只不过是储存在里面。

数据天生就易于复制，互联网又令复制的数据变得易于传播，难怪大公司会害怕了。但常见的情况是，恐惧蒙蔽了他们的判断力。政府用严苛的法律予以回击，以保护知识产权。他们的本意大概是好的，但他们或许意识不到，这种法律是弊大于利。

程序员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这些法律呢?如果我是立法委员，我会对这个谜团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如果我是个农民，一天晚上突然听到鸡棚里传来一阵呱呱的叫声，我一定会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黑客不傻，而众口一词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很罕见的现象。所以如果他们都在聒噪，或许确实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那些法律，尽管其本意是保护美国，但结果反倒伤害了它?仔细想想。费曼在做曼哈顿计划时橇保险箱这件事，其实是很美国的。很难想象同一时期的德国当局对这种事情能够保持幽默感。这或许并非巧合。

黑客不守规矩。这是黑客行为的精髓，也是美国精神的精髓。硅谷生在美国，而不是法国、德国、英国或日本，这并非偶然。在那些国家里，人们喜欢照章办事。

我在佛罗伦萨住过一段时间。但待了几个月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无意识地想在那个城市寻找的东西，其实就在我刚刚离开的地方。佛罗伦萨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一四五零年的时候，它是纽约。一四五零年的佛罗伦萨充斥着如今的美国随处可见的那种动荡的气息以及雄心勃勃的人物。(所以我最终回了美国。)

美国何其幸运，在这里，正确的叛逆是受到鼓励的。也就是说，美国不只是聪明人的家园，也是爱耍聪明者的天地。而黑客无一例外都是爱耍聪明的家伙。如果要为全国黑客选一个假日，那一定是愚人节。我们用同一个词来指称牛逼的或糟糕的解决方案，这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性质。当我们弄出一个方案时，我们并不百分百肯定它属于上述哪种。但即便错了，只要错得有益，那就说明有希望。很多人认为编程是件精确、讲究方法的事，这是很奇怪的。电脑是精确而讲究方法的。黑克行为是开心地笑着干的。

在我们的世界里，最有个性的一些方案往往和笑话差不了多少。IBM 对于和 DOS 之间的授权交易所带来的结果一定十分吃惊，同样，当迈可·拉宾(注一)通过将一个问题重新定义为「较易解决的那个问题」，从而解决了它时，那个假想的「对手」一定也非常惊讶。

爱耍聪明的人必须掌握好度的问题，知道怎样才不至于给自己带来麻烦。最近，黑客们感到大环境有变。最近，黑客气质似乎很令人不满。

对于黑客来说，近来发生的公民自由的收缩似乎意味着厄运将至。外人大概又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关注公民自由呢?为什么是程序员，而不是牙医、推销员或园林设计师在关心这些事?

我来试着用政府官员能够了解的语言解释一下。公民自由不只是装饰，不只是古老的美国传统。公民自由令国家变得富有。如果做一个表，比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公民自由，就会看到明显的趋势。公民自由会不会是原因而非结果?我认为的确如此。我认为在人们可以随意说话做事的国家里，效率最高的解决方案最有可能胜出。那些由一群最有影响力的人控制的国家则不会。专制国家会腐败，腐败的国家会穷，国穷则弱。在我看来，拉弗曲线不但可以应用在税收方面，也可以运用在政府权力方面。至少，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为证明这点而去做实验是很愚蠢的。税收得过高还可以改，但如果在极权主义的实验做到一半时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可没有办法撤销它。

这就是黑客们之所以担心的原因。监视民众的政府并不会直接降低程序员写出的代码质量，但它最终会形成一个烂点子战胜好点子的世界。正因为这点对于黑客们十分重要，他们对此尤其敏感。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嗅到极权主义的气味，正如动物能够感知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一样。

如果事情真如黑客们所担心的那样发展，政府近期用来保护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的措施，最终成了射向令美国强大的因素的导弹，那会是一件讽刺的事。但如果它发生了，那也不会是头一次出现「令民众恐慌的措施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这种情况。

有一种东西叫「美国性」。生活在其他国家你是了解不到的。如果你想了解什么会培育这种美国性，什么会压制它，那么没有比黑客更好的样本群了。因为，在我所了解的群体里，他们最能代表美国性，无论如何比如今掌管我们政府的那些人更能代表。那些人尽管满口爱国主义，但总是令我想到红衣主教黎塞留或枢机主教马萨林，而不是托玛斯·杰弗逊或乔治·华盛顿。

读一读开国元老们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很像黑客。「抵抗政府的精神，」杰弗逊写到，「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宝贵，我希望它无论何时都不萎缩。」

你能想像此话出自今天的美国总统之口吗?这些开国元老们的话，就像直言不讳的祖母一样，令那些自信心缩水的后继者们颜面扫地。他们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传统。他们提醒我们，美国的财富和权力源自那些打破规则的人。

制定规则的人自然希望别人遵守规则。但请谨慎从事，你所要求的，有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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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下列朋友阅读本文(译者：指英文)初稿：Ken Anderson, Trevor Blackwell, Daniel Giffin, Sarah Harlin, Shiro Kawai, Jessica Livingston, Matz, Jackie McDonough, Robert Morris, Eric Raymond, Guido van Rossum, David Weinberger, 与 Steven Wolf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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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程序员Paul Graham，英文原文撰写于2004年4月，标题就叫做The Word "Hacker"。在美国版权专利法案再起风波的当下，重温Hacker的原始定义，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思考技术进步与法律之间的下一步应如何进展。

(注一：迈可·拉宾，一九三一年生，电脑科学家，一九七六年图灵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