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转型的中国需要转型的富士康们

2月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郭军点名批评富士康等一些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有人推测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不再需要这类低端制造企业。

1月底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工厂大幅裁员的传闻，也让一些地方政府非常紧张，因为裁员意味着失业，失业可不是好东西。后来富士康否认大幅裁员，但员工招募幅度会逐渐减少。为寻求更为廉价劳动力，富士康、三星等企业的工厂近几年也在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产能。“富士康们”对中国大陆的代工业务似乎兴趣递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与富士康们在双向需求中发展，也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点赞，如今，中国制造正走在转型升级的荆棘中。那么，中国和富士康，谁不再需要谁?

我们以富士康为例，来演绎和寻找答案。去年10月，富士康重庆厂区的工人罢工，抗议加班时间减少导致收入降低。这似乎证实了2月4日富士康对郭军的回应：“员工希望能够通过加班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当然，如果正常工资足够高，没有人愿意加班。

反过来看，工人既然嫌工资低，为何不跳槽到收入高的企业?很显然，相对于产业工人来说，没有那么多收入更高、工作条件更好并与富士康相似的企业可供他们选择。也就是说，目前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和水平，还不足以淘汰掉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新一届政府已在大力提倡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中国经济整体活力未完全释放，产业升级雏形尚未完成之时，中国当然需要富士康。否则，如果“富士康们”走了，除了大量劳动力要为就业苦恼，招商引资多年的地方政府，财政也要“晃三晃”，甚至可能连“中国制造”的整体水平都会因此大幅降低，毕竟目前“中国制造”的优势还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尚需时日，而“富士康们”在中低端制造方面仍是中国大陆的领军企业。

转型中的中国仍然需要转型的“富士康们”。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代工合同的减少，富士康致力于摆脱代工桎梏，需求新的盈利增长点(本报2014年6月16日头版曾有详细报道《郭台铭冲出紫禁城》)，由原有的“制造导向”模式转为“技术导向”模式。转型中的富士康，需要在中国市场上做大做强，毕竟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劳动力结构升级潜力巨大，“人口红利”或将在产业转型后重现优势。在逐渐弱化代工业务之后，相比廉价劳动力，“富士康们”更需要巨大的市场，在这方面没有哪个市场能替代中国。

因此从转型意义上来说，中国与“富士康们”的目标与诉求是一致的，最终都是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适应更快更猛烈的国际竞争。目前中国与富士康都需要时间，来培养素质更高的劳动力大军，让代工企业们更早走出代工魔咒。有共同诉求的双方，未来仍要携手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