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发展智慧城市是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新矛盾、新冲突、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新世纪以来的15年，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15年，城镇人口比1978年增加了4.4倍，城市数量、城镇化率、城市面积迅速扩大。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和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
以北京的城市面积为例，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的城区主要以三环为界。现在北京市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到了五环和六环之间，环扩大了两环，但面积扩大了三四倍。
在快速城镇化的15年当中，中国城市也出现了非常多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看，每年有2000万农民转为城市市民（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的数量）。农民进城，需要时间来适应新的生活，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方面，还是在就业、消费方面。
第二，高铁、小汽车也是在这15年内发展普及的，特别是小汽车。国内城市道路、城市框架都是二三十年前设计规划的，根本没有考虑到汽车的情况，因此导致了大范围的、全面堵车的问题，不论是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
第三，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中，每年有两亿左右的人在城乡之间流动。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比如户口、单位、婚姻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现今的社会治理模式面临很大的创新。智慧城市就为这种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手段。
不少新鲜的词汇伴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出现，比如“雾霾”，“在城市里看海”等等，都体现了城市的问题。
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智能技术，为城市提升治理水平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也使得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更加方便、全面、满意，这也是智慧城市重要的一个方面。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社会需求在中国的出现并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必然。
智慧城市发展最新政策导向
三十多年前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但直到2013年才首次召开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举行了第二次城镇化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都非常重要，其中政策导向和重点就是智慧城市。但如何把中央高层提出的智慧城市落到实际呢？
目前，国务院20多个部委组成了部际联席会议，作为部委之间沟通、合作、协调的政策平台，目前已经常态化、机制化了。
从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政府出台的有关规划、政策、文件，涉及到智慧城市的有三四十份，主要的有2011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2013年8月《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规定》、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2014年8月《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7月《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指导意见》以及2015年9月《促进大数据发展纲要》等。
目前国家提倡创新创业“双创”，其中创新实际上是智慧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原来那一套不行了，需要在大数据、移动互联，在智能化的基础上采取一套全新的机制对城市进行治理。
智慧城市本身就是城市治理方式的重大创新。
2014年8月，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部等八部委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现在和以后一段时间内指导智慧城市发展的权威性文件，所提出的目标、原则、战略重点，非常清晰。
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央的政策非常清楚，重点之一是特别强调了市场推动，市场推动是此次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不能再搞成政府工程、政绩工程。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
通过对今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规划进行梳理发现，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提出来要建设智慧城市，这在研究者看来也有点一哄而起的味道，未必是好事，但是说明了有非常大的需求。它们也是有重点的，有不同门类、不同领域，对基础设施建设、电子政务、社会治安、智能交通等等关注度比较高。
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有几个基本的特点：
一是网络基础设施有了明显的改善。包括3G、4G等，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二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逐步智能化。
三是新城新区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突破口。
四是城市治理得到了创新，相当多的城市都在进行机构改革，让职能、人员设置更加适应智慧城市条件下的治理模式。
但是，中国的智慧城市也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概括一下有四个。
一是碎片化，各自为战。很多城市的很多行业在做智慧城市过程当中，往往形不成统一的、集成的系统化方案，各自为战的很多，这跟我们刚启动智慧城市建设有很大的关系。
二是在政府方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体制障碍，行政部门存在着条块分割，数据也存在着条块分割，造成的最大障碍就是数据孤岛以及数据的公开化程度非常低。
三是在中国从事智慧城市建设的互联网企业特别多，但市场化的推进缺少整合。智慧城市是一个跨界合作的工作，单个公司是做不成的，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突破。
四是，国内相当多的智慧城市建设都是政府出资，企业虽然有积极性，但因为尚无较好的商业模式而不敢出手。没有商业模式，PPP引进企业就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
智慧城市下一步发展对策
从我们的研究和对中国发展智慧城市的判断，总结如下几个方面：
路径之一是从中小城市切入。如果在北京全面启动智慧城市建设，是很难想象的事。但是在一个小城镇，一个新区、一个社区启动就比较容易，矛盾相对少一点。
路径之二是以新城开发为载体，同时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这个是非常可行和现实的，将重新定义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在一开始就将布网，房地产在建设之初就引入智慧的概念，引导小区向智慧小区发展。
路径之三是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企业之间跨界组合。任何一个单一的机构，无论是互联网公司或者地产公司、医疗公司都做不到，必须采取共享合作的模式。
路径之四是必须以利益为导向，必须有可行的、有回报的商业模式。
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和目标，基本上解决现在城市病，解决提高老百姓城市的宜居度，服务的方便度。
智慧城市的国际合作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承担着国家发改委有关城镇化、智慧城市等国际合作方面的职能，和欧美、日本、韩国、印度以及APEC成员国都有非常广泛的合作。
日本是亚洲地区城镇化的先行者，众多大公司都在参与，很多模式更适合东方人的特点。例如，以家庭和社区为突破口，以市场的力量倒逼能源开发系统，这都是日本做智慧城市的经验。
中日合作，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已经从概念沟通、论坛交流发展到了具体的样板城市建设，有了很深的合作。日本的一些先进技术对中国的智慧城市下一步的发展，在关键领域当中具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
个人认为，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借鉴度比较高的是日本的模式。
日本的智慧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节能，把节能做到了极致。而节能恰恰是现在中国非常需要的。前面讲到的雾霾，实质问题是能源高效利用的问题。如果能用智慧的技术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中国治理雾霾是非常大的贡献。
注：本文系DOIT记者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和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6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2016 NEC创新解决方案展”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