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一本可能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亨利•基辛格、艾伦•格林斯潘、保罗•沃尔克、劳伦斯•萨默斯、尼尔•弗格森、巴曙松、向松祚、何帆盛赞并联袂推荐。
作者认为，货币政策与银行业体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经济观念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必须也完全有能力重塑经济制度，唯有如此才能终结金融炼金术，避免经济危机再次发生。
前言：
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无知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日子，也是怀疑的日子……狄更斯，《双城记》
最近这20年可以称得上是当代社会所经历的最好的时候，同时也是最坏的时候。这个时代为我们展示了两个极端世代的故事——第一个世代的特征是发展与稳定，接踵而至的第二个世代则以工业化经济体遭遇前所未见的最恶劣的银行业危机为显著特征。
2007年8月至2008年10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曾被世人看作智慧的年代反转成为无知的年代，同时，人们的信仰也衍生出怀疑。身处发达国家最大金融中心的大型银行纷纷出现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引发全球范围内信任体系的崩溃，进而导致20世纪30年代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经济衰退。
这种困境是如何出现的？这是个人的失败，还是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失败？
2007~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给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乃至戏剧和电影提供了无数的灵感，讨论此次危机的作品数不胜数。
如果危机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能够追上危机文学诞生的速度，那么我们在前不久就应该已经回到社会充分就业的状态了。大多数针对此次危机的讨论——与媒体报道和公众辩论一样——仅仅关注了危机的表象，却没有触及其背后的成因。
我们也不能责备公众的无知，毕竟这次危机中的事件，不论在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脑海中留下了多么不可磨灭的印象，它们其实只是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金融危机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些危机在货币与银行运作机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之后其实频频出现。
负债程度的增长、银行经营的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都预示着现行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
只有深刻追溯危机的根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危机的本质，才能够预防同类悲剧再次上演，也才能帮助经济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
现行的货币和银行体系频繁引发令人忧心的危机，我试图在本书中审视并解答由这种现象引出的几个重大问题：为何会发生危机？为什么从失业和生产力流失角度判断，危机的代价如此高昂？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措施预防危机？我在本书中还分析了一些新兴的观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011年春天，我在北京会见中国一位央行官员。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一起打网球，之后共进晚宴，期间我们谈起如何从历史中寻求应对此次挑战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在2008年西方银行体系崩溃之后，重新激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力。
我当时曾询问陪同的中国同行，他对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工业革命持何种评价。
这位同行认真思考了很久，最终答复说：“我们中国人从西方了解到自由竞争及市场经济能够支持工业化发展，也能够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
但他随后的一句话才真正刺中了我们的痛处，“但我并不认为你们已经完全弄懂了货币和银行的运作机制”。正是他这句话激发了我写书的热情。
自危机发生以后，很多人都忍不住要找替罪羊，人们自然而然地希望有人能为这场灾难性的危机承担责任。
但我认为，归责于个人是无益于未来发展的，这种思维只会让大众错误地认为，只要一部分人甚至很多人受到惩罚，未来就不会再出现危机。
我也希望事情能够如此简单地解决。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最聪明、最有前途的人都经不起诱惑而从事了银行业的工作，尤其是交易类的工作，他们都希望通过接受智力上的高度挑战而创造巨额财富，同时也获得巨额经济回报，但他们真的受到了严重的误导。
此次危机的根源是一种制度的整体失败，是这种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失败，就算政策制定者或者银行家当中有极少数人无能且贪婪，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把危机归责于某个人。
社会上充斥着一种对全球经济运作方式的错误理解。
很多人会问，鉴于银行业的体量和政治影响力已经发展到空前的程度，我们是否还来得及根治这个问题？
当然不晚。只要问题找得准，什么时候治疗都不晚，我要在本书中尝试提出治疗方案。
如果我们不能批评演员，那为什么不批评剧作家？
很多人都把经济学家们看作危机背后的黑手。经济学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和数理化，大家都在批评经济学家们没能有效预测此次危机的到来，这就如同偶发的自然灾害来临时责骂科学家一样。
当然，如果错误的理论使得灾害发生的概率提高，或者使人们错误地认为灾害不可能发生的话，那我们还是会责难相关的科学家。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论点就是，经济学助长了某些不合理的思维模式，导致发生危机的概率增加。
经济学家们假装能够预测未来的做法简直就是庸人自扰。
没有人能够轻易预测不可获知的未来，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
尽管遭受众多批评，当代经济学还是给人们提供了一套特立独行，但确实行之有效的思考全球经济运行模式的思维方法。
但任何学科都不可能独立存在，经历此次令人灼痛的危机之后，经济学理论必须做出相应的变化，或许还需要做出一些激进的变化。
能够满足当前需求的经济理论，应该是一种促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的理论，而不是对过去的成就顶礼膜拜的理论。
那些有能力把航天员送上月球，有能力创造极度复杂的产品和服务的经济体，在面对货币和银行运作这种世俗的挑战时显得苍白无力。
长期以来，历次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破坏性都在增加，从未减退。
2008年10月，危机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各国的中央政府接过了全球银行体系的烂摊子，以国力承担了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债务。
如果仅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全球银行体系都应该被国有化了，只不过国家没有对银行进行集权式管理。
政府的救助不能被轻易忘却。当破产浪潮袭来时，这个原本最拥护市场化原则的行业只有在得到纳税人全力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苟延残喘。
各国政府的信誉被放在聚光灯下，像冰岛和爱尔兰这样的经济体，最终也没能动用国家信用阻止经济衰退。
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但我们这些凡人创造了纸币和充满风险的银行。
货币和银行是人造的制度，是创新、繁荣和物质进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滋生贪婪、腐败和危机的温床。不论是好是坏，它们都必然对人类的福祉造成实质性影响。
近现代以来，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货币和银行视作魔法般的存在。
货币和银行将人类从迟滞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并且促使充满活力的市场开始运作，使得人们可以进行长期投资，也就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持。
纸币能够替代本身具有较高价值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银行能够吸收短期存款并将其转换成长期风险投资，这两个理念都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逐渐成为民众的共识的。
这两个观念在本质上就是革命性的，同时充满了诱惑。
实际上，这就是金融炼金术，也就是凭空创设出强大的金融力量，既不贴近现实，甚至还违背常理。
由于追逐这种货币领域的灵丹妙药，我们已经遭受了一系列经济灾难，从恶性通货膨胀直到银行倒闭。为什么看上去能在市场经济中点石成金的货币和银行，最终变成了引发经济体系彻底崩坏的弱点？
我想通过本书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前面的部分将解释货币和银行体系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接连遭遇危机的原因，阐述这些危机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我们如何才能终结金融炼金术。
我们所持的与货币和银行相关的理念与我们身处的时代息息相关，这与我们从事政治活动以及撰写历史所处的环境是一致的。
20世纪，人类经历经济大萧条、恶性通货膨胀和战争，这些事件既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经济学家审视世界的思维方式。
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大萧条之前，央行和中央政府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稳定金融系统的运行，并保持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大萧条开始之后，政策导向更多的是关注如何保证社会充分就业。但是战后凯恩斯主义深得人心，民众相信用财政支出扩大经济体的整体需求可以预防我们重蹈覆辙，这种想法最终也被证实是天真的妄想。
20世纪60年代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外加越南战争的影响，导致70年代出现大通胀现象，该时期经济发展迟缓，失业率攀升，这些现象被综合称为“滞胀”。
对此现象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央行的重生，各国央行转变成独立运行的机构，其主要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
这种转变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在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率下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央行和行长们都深获赞誉，人们称赞他们带来了低通货膨胀率的经济持续发展时代——后来被称为“大稳健”或“大缓和”的时代。
政客们对金融这座圣坛充满了敬仰，他们供奉的方式就是放松对金融的监管；作为交换，他们经常能从金融界获得竞选期间的精神或物质支持。
然而祸事接踵而至：2007年开始出现种种迹象，某些银行已经无法在市场上获得短期融资，工业化国家的银行体系在2008年全盘崩溃，经济出现大幅衰退，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绝望中试图挽回经济的颓势。
直至今天，全球经济仍然处在一种低迷的状态。通过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热情重新被点燃，危机发展至今已经走完了一个轮回。
经济衰退伤害了那些对当前的困境根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无辜者，他们当然对自己的遭遇充满愤怒。
我们有必要将这种愤怒的力量用于对过错成因进行谨慎分析，并且下定决心拨乱反正。
经济的运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如果我们想要预防大衰退再次发生，想要重回繁荣时代，那就必须想出一些新点子。
许多关于本次危机的实录或者回忆录都早已问世。每本书的标题都不尽相同，但每本书暗示的副标题都是“我是如何拯救世界的”。
我觉得有必要在进入书的主题之前说清楚，虽然我本人参与了这些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在2003~2013年的10年间，我以英国央行行长的身份，体验了通货膨胀慢增长的大稳健时期、银行危机全面爆发时期、随之而来的大衰退时期，以及刚刚显露迹象的恢复期，但是，我没有把本书当作危机回忆录来写，更没有刻意去讲述那些私密的对话或者幕后的激烈冲突。
我承认，与任何人可能遇到的经历一样，这些不能见光的事情确实发生过。
不过我认为，记录和分析什么人在何时对某些人说了哪些话的工作，应该交给冷静且客观的历史学家们去做。
在风波平息，经过足够的缓和期之后，历史学家们可以根据所有官方或非官方的记录筛选并权衡哪些事件能够被认可为史实。
速成回忆录，无论出自政客还是官僚，都免不了要为他们所处的政党或个人利益服务。
我知道以我的身份写书，不管如何自证清白都会被视作在为自己开脱。
与其被曲解，我又何必费劲去讲述所谓的事实真相呢？我本人对危机的记录，以及相应的英国央行的正式文件，都会在20年封禁期失效之后被公之于众。
本书讨论的重点是经济观念。
在英国央行供职期间，我意识到，某种观念不论是好是坏，总会对政府的行为和决策产生影响。
举例来讲，20世纪90年代普遍采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和1997年英国央行成为独立运作的央行都是经济观念产生直接影响的最佳实例。
经济学家们为经济政策的制度，尤其为央行的运作带来了学术上的严谨性。
但是，根据我在央行期间的实际体验，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社会消费总额和生产总值波动的各种“模型”都存在先天不足，不管是口头描述还是数学公式。
最大的缺陷在于这些模型都没能分析货币政策和银行运作的重要性，对报纸和电视节目大规模宣讲的金融市场的各个方面也只字未提。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当代学术界用于思考和分析经济运转的基础框架性理论当中存在重大缺陷呢？
假设我们想要探索并了解一些入门级的经济学观念，我们可以完全不依赖任何技术性很强的解释，我在写书的时候也尽力规避这种过分专业的描述。
当然，经济学家们的天职就是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理解一个复杂的世界，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们反而会责怪他们失职。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每当其出现一个新观点，它都必须能经得住一套严谨的逻辑验证。
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在本书当中使用任何数学分析。
（我希望）在读者眼里，本书的语言通俗易懂，并且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虽然我也希望其他的经济学家们读过本书之后能采纳其中提出的一些观念，但是本书最大的读者群应该还是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经济学教育而又对经济学事务比较感兴趣的人。
在本书当中，我将依次解答以下这些问题：
造成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全球经济是如何失去平衡的；
货币是如何在过去的社会中逐渐成形的，以及它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为什么说作为货币供应主要来源的银行反而造成了当今金融体系异常脆弱；
为什么各国央行需要改变它们应对危机的方式；
为什么政治行为与货币政策总是如影随形；
为什么如果各国政府延续既往政策，全球经济就将面临又一场危机；
作为本书最重要的论点，最后一章讨论的将是如何终结当今这种如同炼金术一样的货币政策和银行运作机制。
我所指的炼金术意味着民众普遍相信纸币能够随时按照本人的需求兑换成本身具有较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并且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只要储户提出需求就一定能够提取。
事实是，任何形态的货币，其价值取决于发行人的社会信用。
民众对纸币的信任其实是建立在对政府的信任之上的，也就是说民众相信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印制纸币，同时也有能力和意愿来遏制滥发纸币的不良倾向。
储户的积蓄实际上已经被银行转化成了期限很长且有一定风险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是不可能迅速变现的。
多个世纪以来，炼金术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货币和银行体系能够正常运转的根源性推动力。
我将在本书中论证，我们有能力根除这种炼金术，而且可以不损害货币和银行体系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带来的巨大利益。
本书当中大量使用了四个概念：失衡、极端不确定性、囚徒困境以及信任。
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些概念可能听上去很熟悉，不过我应用这些概念的语境可能还不为大家所熟识。
在开始书的正文之前，我先对这四个概念进行简单的定义，应该对读者们理解书中的论证过程有所帮助，随着论证的深入，相信读者们能够逐渐理解这四个概念的重要性。
失衡
失衡指的是对一个系统或机制能够产生作用的各方力量失去平衡的状态。
应用到经济学领域，失衡指的是无法持续的运作状态，换句话说，失衡的经济体必然要寻找新的平衡，在向新平衡转移的过程中，经济体内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将发生剧烈变化。失衡这个词准确地描述了自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世界经济状态，我将在第一章当中阐述这个现实。
极端不确定性
极端不确定性指的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可确定，这种不确定性极其强烈，以至我们无法用任何已知的、可穷尽的且可计算发生概率的经济运行结果的清单来比照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传统意义上讲，经济学家们认为“理性人”可以测算出经济运作结果发生的概率。
现实中，当生意人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他们面对的不是可知的结局，相反，他们未来要面对的结果可能五花八门，而且没人能够设想出最终的结局。
几乎所有作为当代生活标志的物件，那些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比如汽车、飞机、电脑和抗生素，都曾经是人类想都没有想过的事物。
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民众，他们面临最大挑战时没有足够的能力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过去的经济学理论未能将极端不确定性纳入其思维框架，这也是根据既有经济学理论操作反而造成了危机的原因之一。
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当合作存在障碍时，潜在合作方之间无法获得最佳结局的困难处境。
假设有两人被逮捕并分别关押，每个人都面临同样的选择：如果他同意指控对方，则对其本人处以轻判；如果他拒绝指控对方，但又被对方检举，那么对其本人要处以重判；如果两人互不检举，那么两人都会被无罪释放。
很明显，对他们而言，最好的策略就是缄口不言。但在两人无法沟通合作的情况下，策略的选择就变得非常困难。
在无法保证对方不会检举自己的前提下，规避重判的唯一选择就是自己先检举对方。如果两人都这么做，后果就是两人分别受到轻判。
这种在非合作状态下得到的结局显然不如在合作状态下那么好。与对手合作存在障碍就会出现囚徒困境。
要弄懂经济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转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我们就必须先理解囚徒困境的存在和产生原理，这套理论同时也能用于分析我们是如何一步步陷入经济危机的，以及当前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走上可持续的复苏道路。
在后续章节中，我会以丰富的案例为辅助来分析这一问题。理解和改善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为经济领域的囚徒困境找到一套解决方案。
信任
信任是促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因子。如果我们无法信任他人，那我们还如何能够开车上路，如何能放心地吃东西，更别提开展买卖行为了。我们会在从未去过的餐馆吃饭，还会把信用卡的信息交给根本不认识的人去结账，所以说日常生活离不开信任。
当然，除了有基本的信任，还要有适当的监管做辅助——诈骗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而餐馆通常也是一种受监管约束的可控环境——但总的来说，具备信任的经济体运转起来更为有效。
信任也是解决囚徒困境的必要因素。信任对于货币和银行体系以及对管理整个经济运转的各类机构都是必备的要素。
远在古代，《论语》就记载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以上四个概念将贯穿全书，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了解货币和银行体系的炼金术是如何起源的，也可以分析我们如何才能减少炼金术的影响，甚至彻底根除这种巫术。
2013年，我从英国央行卸任，此后我致力于探究指导货币和银行体系运转的理论方面和操作层面的缺陷，以及这些不足之处给整个经济运转带来的影响。
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我发现离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越来越近。
我认为当今社会关于宏观经济如何运作的基本观点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各国央行管理经济的手段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市场经济发挥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连接当下和未来，调剂人们到底要生产多少，要消费多少，这种调剂的过程不止一两天，而是会持续影响长远的未来。
人类总是有天生的消费冲动，今天要花出去的钱一般都留不到明天，但是如果银行利率足够高，人们就会产生储蓄的意愿。
同理，如果企业判断当前资金投入带来的生产效益超出融资成本，那么企业一定会大力进行生产性资本投入。
经济的发展需要储蓄和投资都成为必要的生产性投入的来源，这样才能保证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成效。
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当中，存款利率、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三个比例都应该在零以上。
但如今，我们深陷低利率困境而无法自拔，低利率无法激励居民进行储蓄，而储蓄才是未来消费的来源，所以说，如果低利率政策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必然拖累投资回报率，迫使资金流入无利可图的项目。
低利率和低投资回报率将同时拉低未来的经济增速。我们其实已经在下行道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了。看上去我们目前正在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未有效地充当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我认为造成这种不利局面的原因有二。
其一，把已知的当下和未知的将来联系起来是一件存在先天障碍的工作。极端不确定性为市场经济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挑战——如果我们当前无法设想到未来可能出现什么形态的商品或服务，又如何可能用这些尚未出现的东西构造一个市场呢？货币政策和银行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应对这个挑战。
其二，偶发性大规模经济失衡事件的发生与极端不确定性存在高度关联。在传统操作当中，经济学家们在给政府和央行出谋划策的时候，往往低估了极端不确定性在诱发失衡过程中的重要性。危机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由人们在尝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累积形成的。以上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我将在后续章节中展开讨论。
我在书中阐述的观点自然而然地会折射出我的两段人生经历。
第一段经历是在学术界，最早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之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此后我在大西洋两岸都从事过教学工作。在学术阵线上，我亲历了宏观经济学从意识形态辩论转向数理化分析的过程——在意识辩论阶段，经济学理论听上去都合情合理，但是从来无法令人信服；进入数理化分析阶段之后，其理论都具有高度说服力，但又从来无法完全合乎常情常理。
直到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才在回顾的过程中逐渐理解意识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
我本人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习的经济金融理论，当时给我上课的是凯恩斯的几名学生，主要是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他们和当时以数学家身份加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也正是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各所大学都更关注经济学研究，促使经济学院遍地开花。
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们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关于经济的所有智慧都被这位伟人发掘了，由于这种狭隘性，这个学派的影响力逐渐消退。
经济学研究原本就以其论证的严谨而著称，数学家们正在让这个学科更严谨。
但是，在大家追捧理性的人能够为经济带来有效均衡这个观念的过程中，非常规的经济学分析似乎快要被人们遗忘了，也就是说没人再把对经济失衡、极端不确定性和信任的分析当作严肃的课题进行研究了。
我认为现在正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让这些课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我人生的第二段经历是在英格兰银行度过的22个春秋。
1991~2013年，我一直在这家全球最老且持续运转的央行供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和行长。这段经历使我充分了解了管理货币的各种手段。
我在工作过程中认识到，管理货币不能依赖于天才银行家来发挥他们魔法般的能力，而应该通过设计和打造合理的制度，由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员来推动执行，我也在各种公开场合阐明过这一看法。
不可否认，个人能力也很重要，而且在金融危机中，个人才干或许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局面。
总有一些个人，不论央行银行家或者政治家，总觉得自己能够抵御市场的算计，但我认为，市场的力量，也就是成千上万全球投资者的意愿，足以匹敌任何个人的力量。
正如克林顿总统的一位竞选顾问所说的那样：“我曾经以为，如果真有转世投胎这回事的话，我希望做总统、教皇或者顶尖棒球手，但我现在希望能变身成债券市场，这样我可以唬住所有人。”这话是在约20年前说的，直到今天其内涵依然适用。
2012年，我以英国央行行长身份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这是和平年代的第一次，再往前追溯则要说到1939年3月，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讲话，在他讲话的几个月后“二战”全面爆发。
有记录显示，诺曼离开BBC大楼的时候，一群“英国社会信用党”的示威者冲向了他，示威者扛着旗子和标语，当时的口号是：先把银行家征兵入伍！
2012年，群众的情绪同样激愤。2007~2009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在蔓延，普通群众对于危机带来的影响仍然充满了愤怒。
这一场危机是多年所犯错误累积形成的，消退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如果我们希望保护子孙，就不能等到下一轮危机到来时才采取行动。对货币和银行体系管理失败，导致失业率升高和生产力下降，进而无法预防危机再次产生，这种后果将是我们无法面对的。
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不仅开篇之语脍炙人口，其结尾段落同样掷地有声。
当悉尼•卡顿为了挽救他人而在断头台上献身的时候，他回忆道：“我现在所做的这一件事，比这辈子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好得多了……”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令我们继承的货币和银行炼金术走向终结，那么至少在经济领域，可以说这一项工作比过去所有工作加起来都要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