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3日-14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主办，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协办，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办的“2017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大会暨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成立仪式”在北京天伦王朝酒店召开。
大会以“大探索、大发展、大融合”为主题，围绕大数据与医疗、健康中国建设、大数据健康医疗新模式、临床大数据以及大数据在健康领域的具体应用等为核心课题展开深入讨论，约1000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其中参讲专家30余位、医疗机构400余家、行业媒体20家以及互联网行业代表20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月14日上午的临床大数据技术应用论坛上，河南省新乡县卫计委副书记刘万召发表了名为《大数据与新农合信息管理》的主题演讲。刘万召结合最高规格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健康中国2030规划颁布，全民健康保障工作规划颁发，国务院中医药战略规划颁发这四个大背景分享了新农合的贡献，现状，民营资本注入的机会，以及大数据与新农合，现在称为新医保。
从贡献来看，新农合制度对我国农村居民就医的影响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政府尽可能少的投入情况下，最大限度的部分解决农民看病贵问题，缓解看病难问题。但它对医疗体系的冲击是很剧烈的。主要原因是定位的公立医院带有公益性质，不以盈利为目的，由于投入的不足，成本得不到补充，在资源不是由市场配置的情况下，政府的行政行为发挥又不充分，使医疗机构处于两难。
我国基层医疗保证的现状，实际上从消费的供给角度来看，这也是国家供给结构改革的一个方面，在医疗行业由于消费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状态，同时由于该行业的特殊性，供给侧的结构改革滞后，大大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区域不平衡，经济的不平衡，地方治疗行为的滞后性，医疗行业定位的不确定性，都使医改及国家投入的反馈得不到理想的程度。整体来看医疗体系逐步完善，医疗保障逐步完善。
刘万召还建议从满意度，保障，制度，需求和供给等方面来考虑现状。满意度考虑是因为新农合进入了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最基本的一点就在于强调的不是个人成本的收益平等，而是保险金的社会满意度。在保证方面，就是新农合是大病统筹，兼顾小病理赔为主的。在制度方面，就制度设计而言，关于新农合在顶层也只有一般性文件，也没有说上升到更高层面。
在需求方面，大病是针对一个家庭的，一旦生病，新农合保障的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剩下一部分也依然无力。农村呈现的还有一些外出打工的疾病、急诊、大病，以北京为例，很多农民工是没有发票的。
在供给方面，由于供给方的诱导，需求突出，具体里讲是医患严重的需求不对称，一部分定点医院对病人的诊治不是按照最优，最有效率的方案去开展的。增加了新农合服务，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长期以来在农村这块有短缺，服务有待提升。
而对于民营资本注入的机会。就是我们在现有公益的县乡村模式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公益性，确保基本的医疗得到保证。此外，高端医疗应该运用市场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解决效率问题。公平的问题要通过公益方式解决。强调公益性，政府的投入就必须加大，强调效率和效益，就必须以资本进入的方式得到体现。要补好这个短板，建立全覆盖，全天候的就医体系，进行科学的分类，功能的定位，最主要的是让资本有盈利。
对于大数据与新农合，也就是新医保。数据由社保系统进行管理的，社保系统管理和卫计委管理，最大的分歧点在于卫计委考虑的是怎么用好基金来引导医护人员有积极性，能够有结余的资金用于医疗事业的发展。而社保系统是要保障资金运行的安全，不穿帮，不透底。考量的方式不一样，这就需要卫计系统和医保系统沟通如何利用基金的导向，这是医保出现以后的至今的一个大事件，直接影响着卫计系统，不用五年时间医疗行业会有很大的变化。
通过医保系统数据的第三方的审核，帮助医保基金实现挖掘以后，防止漏底，防止你去报销的时候没有了，这个也很可能出现。第二个方面就是用信息化的方式帮助医保部门审核违规的行为，第三个就是用商业保险作为补充，进行带动商业保险，实际上商业保险如果做好了，极大的替代了新农合的保障功能，更多的对医院和医护人员有利。
会议结束后，一位参会者向刘万召书记提出了问题：卫计委和社保局，以及新农合办公室，这三个之间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您刚才好像提到现在是社保局管医保的钱，但是卫计委好像关注的是度患者的医疗服务负责，同时要维护医护人员的权益，新农合办公室有什么样的角色呢？三者之间的角色和分工说一下。
刘万召表示，一个就是说社保系统和卫计委系统都代表着政府在行使着各自的职能，新农合现在叫城镇医保，医保进入社保系统以后，根据他的职责主要是对他进行监管，卫计委系统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职能进行医疗服务。
新农合办公室原来隶属于卫计委协同，就是做好资金管理，现在并入到了社保系统的基金管理当中，成为了一分子。现在可以说是两个系统，社保系统和医疗系统。现在出现的局面就是，一个代表国家在出钱，一个代表国家在干活，干完活这个钱来付，是这样一个利益的再分配。所以说我们在理解当中，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全国来讲我知道的可能是陕西，这个基金还是由卫计委系统管理的，其他的地方可能由社保系统管理的。
国家层面还有隶属于不同的方式，可能都在探索，在实践中出现的可以感觉到预防和发生的，或者预测的管理的地方，我个人理解认为社保系统在管理基金的时候，贯彻的宗旨就是保证基金安全的情况下，如果得到了结余，如何分配这个结余。原则上是略有结余，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更多的用到病人和医疗机构，还有医务人员的身上。这样来调动这两个当事人的，共同倡议疾病的积极性上，这个资金会越结余越多。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必须，一个是政策上，第二个是在激励的措施上都应该做体现。
比如一个大夫他替国家控费了，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技术，通过自己格外的劳动付出使病人缩短了疗程，得到了权宜的目的，节省了国家好多经费，怎么体现报酬呢。所以我个人理解作为新农合并入社保系统的，就应该站在另外一方来考虑。卫计委系统更多的是应该和社保系统沟通，怎么样体现我们的劳动报酬，体现在我们的医务人员的付出方面。
在大会两天一直作为主持人的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张华博士也提了一个问题，我发现一个来自于深圳的医院的院长，他们是社保基金结余的，结余了以后他们的分配方案都有，因为他昨天也讲了，他是讲了医护人员，我也知道北京。你们有结余吗？
刘万召称，因为新农合的基金是从2016年才划转的，12月份才移交，正在运行。但为了防止这个基金出现偏差，也制定了很多措施，现在还正在接洽当中。确实是这样，深圳在这一方面做的探索比较早，效果也获得了社会和各个媒体的肯定。我们在基层的探索中，如果想要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他的收入或绩效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投入，第二个就是通过劳动自己的收入，因为一部分不含社保内容，还有一部分是社保内容。
社保内容实际上是政府购买了他的服务，他本身向政府购买服务，第三个就是他向社会购买服务，这三个收入，如果是政策上能倾斜，比如说医保基金中间，用于药品的报销，或者诊断，治疗等等这些医护行为的资助应该占多大比例。然后用于所有的医疗机构，在付出劳动中间你给他的正当报酬和社会激励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保证有结余，结余过高也不是积极的目的，那就不如搞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将来会不会取代医保，会不会说商业保险做得越来越好，替代医保。
或者说会不会出现另外新的保障模式，因为没有立法，什么样的现象都可能会在探索中，会产生摸索和探索，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