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战略资源，大数据正在发挥其巨大能量。本场清华大数据“应用·创新”系列讲座，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陈煜波。陈煜波老师基于领英和百度的海量数据，讨论了数字经济和中国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特点等话题。
陈煜波，现任数据科学研究院管理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管理学博士，东南大学系统工程硕士、工业管理工程学士。加入清华大学前曾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艾勒管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大数据与全球互联时代的商业创新；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变革与商务分析；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陈煜波：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 数字经济
- 中国数字经济与发展的现状
- 中国人工智能的社会认知与应用需求
2016年杭州G20峰会，我们国家作为东道主提出数字经济这一重要概念。其中有两个最核心的因素：
- 以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以网络信息作为重要的载体
- 以提高产业生产力作为重要的目标
数字经济实际上是在人类历史上针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第三层次经济。如果要以数据作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基于数据对经济配置最优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我们现在很多基础的经济学，或者从商业模式的创新到经济活动的组织大多会发生变化。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ICT（即信息通讯技术）驱动的信息化转型。
第二个阶段为互联网驱动的网络化转型。
第三个阶段为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转型。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跟西方最大差异是什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最基本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农业化和信息化等四化叠加，而西方是先有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农业化，然后才有信息化。根据我们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的测算， 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0.2%。
我们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17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我们现在正经历一个数字经济的拐点，首先面临的就是体系重构：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服务增值、智能主导。
在动力变革的新阶段，数据作为新的经济引擎动力。在物理世界和决策意识世界里，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空间，把物理空间数据化，通过对数据最优的分析帮助我们做预测决策。
然后是范式迁移的新阶段。与之前的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决策范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与世界各国的数字经济比较，美、中总量处于全世界前两位，但我国的相对量只占30%，落后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数字化潜力还很大。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什么？我认为一个重要特点是从需求端或者消费端向供给端或者生产端转移。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和特点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数字用户的红利。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数据资源大国，拥有庞大的数据资源，但是这个资源是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的资源。
我国数字化的转型或者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开始向深水区或者传统产业渗透。数字经济分为两大类：
一类ICT基础型的数字经济，如软件业、互联网行业、通讯业、信息电子产业。
另一类是融合型的数字经济，即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融合。
据相关报告，实际上2016年基础型数字经济的比重占两成左右。而融合型的经济增长高达25.7%，促进数字经济增长贡献将近九成。
下一阶段中国数字经济驱动力是什么？是数字人才。现在经济已经跟传统产业融合，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强调ICT的专业技能的人才，更要强调和那些ICT专业技能互补的相关领域的人才，让他们来促进数字经济转型传统经济。
通过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我们可以把数字人才分成六大类。最上游的是数字战略管理者，包括数字化转型的领导者、数字战略顾问、咨询师、数字化商业模型的倡议倡导者，解决方案规划师等等。再下一步是做产品研发，软件、硬件系统分析师。再往前端是运营和运营维护。最前端是数字营销，社会化媒体经营，精准营销，电子商务。
我们基于领英专业人才用户来估计一下中国数字人才的分布情况。在领英的用户里面大概有多少数字人才呢？在领英的3600万中国用户里面，我们按上面的条件找出72万数字人才。其中位于中国前十位城市的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成都、苏州、南京、武汉、西安。我们可以发现数字人才分布南强北弱，而可喜的是中西部开始崛起，说明中国数字化确实开始全面渗透。
另外我们发现数字人才已经向传统行业渗透，将近一半数字人才仍然在ICT的基础产业，但是制造业占到20.9%，金融业、消费品、医疗行业都有相当比例的数字人才，说明中国在大量传统行业已经开始有很多的数字人才的储备。
在前十名的城市中，数字人才分布在ICT基础型产业，还是融合型产业？我们发现杭州、北京ICT基础产业数字人才最多，上海、广州、苏州是ICT的融合产业数字人才最多，在制造、金融，所谓的“传统”行业的数字人才最多。
但是中国数字人才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不均衡、不充分。我们将近90%的数字人才在产品研发、数字化的运营上，而深度分析不到4%，数字战略管理0.8%，先进制造0.84%，数字营销0.35%。
从数字人才流动看出来，数字人才依然是向一线城市聚集，如上海、深圳、杭州、北京、苏州，而净流出的是成都、西安、武汉、广州、南京，这些城市高校相对发达，但产业相对滞后。
如果数据是数字经济最关键的生产力，那人工智能就是去挖掘我们最核心的生产力。深入洞察中国人工智能的社会认知和应用需求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可以帮助个人、企业、投资者和政府，对我国总体和各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及社会需求有更清晰的了解和定位。
数字化转型，从ICT驱动、互联网驱动到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都经历社会认知、应用需求，技术供给这三个阶段。应用需求有两种，一种是技术应用需求，另一种是行业应用需求。技术应用需求从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如计算机视觉、语音语义识别、深度学习出发找应用场景，行业应用需求聚焦在智能驾驶、安防、金融、商务零售、医疗、制造业等人工智能当前最相关的行业。
我们发现无论是最深层次的技术认知还是最广范围的行业需求应用，都在2017年3月开始进入一个拐点。基于此，我们提出从2017年3月起，中国真正进入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经济数字化转型阶段。
各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及社会需求有所不同。我们将排名前五十位的城市进行了分析，前十位作为第一梯队，第十一到第三十位作为第二梯队，第三十一到五十位作为第三梯队。在人工智能社会认知和应用需求方面，南强北弱，长三角尤为突出。除了北上广深杭、天津、南京、苏州等沿海发达城市外，成都、武汉、西安、郑州、重庆五个中西部城市排名非常突出。南京和西安在社会认知的排名超过其应用需求的排名，为“社会认知驱动型”城市；郑州、苏州、重庆应用需求的排名超过社会认知排名，为“应用需求驱动型”城市；其他城市在这两个方面都比较均衡。
从技术需求角度来看，西安和南京是“单技术需求驱动型”城市，由深度学习需求来驱动；郑州和武汉是“双技术需求驱动型”城市，郑州由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语义技术需求驱动，武汉则由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需求驱动；北上广深、广州、成都、杭州、天津、重庆和苏州为“全技术需求驱动型”城市。
从行业需求角度来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和成都行业应用需求均衡。南京对零售和金融行业应用需求较高，苏州对安防和制造业的行业应用需求高，西安对智能驾驶行业应用需求高。
总的来说，在全国层面，无论从社会认知还是应用需求角度，中国从2017年3月开始正式进入人工智能驱动的经济数字化转型阶段。人工智能的社会认知从基本认知程度发展到深层次专业和技术认知；技术应用需求整体上一直呈上升趋势，行业应用需求在2017 年3月进入跃升期。在区域层面，无论是人工智能社会认知还是应用需求方面，南方城市在排名上都比北方城市具有优势，长三角地区尤为突出。同时，排名靠前的城市集中在北上广深和各省会城市。从技术应用需求角度看，不同城市可分为全技术需求驱动、双技术需求驱动和单技术需求驱动三类。从行业应用需求角度，不同城市可分为全行业需求驱动和部分行业需求驱动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