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倪老师您的记忆中我们的软件发展是从哪一年开始?
倪光南：软件比较明显的发展，我认为是在2000年以后。这和国家在当时发出的一个18号文件有关。18号文件对软件产业的带动比较大，当然还有其它一些相关的政策。18号文件的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使得软件行业的增值税从17%可以降到3%。这种优惠对于软件产业的作用是很大的。2000年到现在的8年左右，中国整个软件产业的规模大概增加了有10倍左右，这是值得肯定的。
主持人：整个软件里，不同软件类别发展的不太均衡。很多基础类的软件、工具类的软件发展比较慢一些，而管理软件、外包方面发展速度比较快一些。原因在哪儿?
倪光南：因为基础类的软件，比如操作系统、数据库之类，这类软件一个是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而且往往已被垄断了，后来者不容易成功。比如像操作系统，已经形成了垄断。要进入这个市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仅是操作系统一个软件的问题，而是需要有操作系统上面所有软件的支撑才行。所以，并不是单独做了一个操作系统就可以进入市场。这就意味着基础类软件的市场一旦形成垄断，其它竞争对手是很难进入的。但是应用软件不太一样，应用软件只要你满足特殊的需求就可以发展起来。应用软件并不是哪家公司可以垄断的，比如用友软件的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满足了中国财务制度的需要。所以，应用软件的发展空间就大一点，而且相对说来，中国的企业会有一定的优势。但基础类软件，由于垄断的原因，由于门槛很高，中国的软件在这方面特别薄弱，很难进入，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
主持人：我们在软件外包这个领域，这几年的发展速度特别快，但是大家有一点争议。提倡自主创新的人认为这个还是在产业链的下游，自主创新没有用，只不过是把软件变成工厂来这样操作。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有这么多人才，软件的下游已经挣的比传统的制造业要多，倪老师，你什么看法?
倪光南：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有争议。从客观情况来看，只要有机会发展，我们都应该去发展，因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软件人才。特别是目前大家认为软件和服务外包是一个趋势，市场越来越大，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市场，把外包的业务发展起来，这是没错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具体的国情，我们认为外包主要是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应该去发展，例如大连，他们搞的比较好，主要是对日外包做得比较好，而且有相当的优势。但是从整体看，中国做外包和印度相比，有它不利的一面，比如语言方面，尤其是英语方面，印度占优势。而且印度在外包方面已经占有了主要的市场，中国是后来者，在竞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客观来讲，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在2007年整个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销售额是5800亿，在这5800亿中间，国内市场和出口之比是7：1，也就是说，对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主要的贡献是在国内，国外市场的贡献只是国内市场贡献的八分之一，这和印度不一样，印度的情况是反过来，大约80%是外包市场的贡献，这是两国不同的国情。另外，也要看到即使是出口，也并不是单纯的软件和服务外包的出口，其实中国软件出口这一块，主要部分是嵌入式软件，就是华为、中兴等等公司出口的设备中所包含的软件，这属于嵌入式软件。总之，外包这一块，目前在中国整个软件产业里大概只占2%左右，不大，我们要努力去扩大它。这里要防止两方面的倾向，一是不重视它，不去利用外包服务这样一个机会，扩展外包市场，这是不对的。另外，认为这是中国软件的主体，抓软件就只抓外包，这也不对。中国的国情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信息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内需市场，这个市场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我们不要把国内市场都送给跨国公司，然后希望跨国公司给我们一些外包定单，这个想法是不行的。我们要把国内的市场，这个市场在世界上已经是第四位了，仅次于美国、欧盟和日本，要把这个市场能够利用好，这个市场能够支持中国自己软件产业的增长，等到中国软件业在国内发展壮大后，也可以走出国门，那时不一定是外包出口这种类型，还可以有各种软件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所以要全面地看中国软件业，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正确地定位，重视外包，但是不要把它作为中国软件业的主体，这样一种定位会比较客观，符合中国的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