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反垄断争论愈演愈烈。开年反垄断第一单亿元罚单指向药企,不仅传统行业反垄断常态化,国内对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的关注越来越高。
如今互联网已深度融入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维护平台经济领域的公平自由竞争就成为当前维护数字市场竞争秩序方面的一个热点问题。
阿里因“二选一”问题被立案调查,抖音诉腾讯封杀外链涉嫌限制竞争引发口水战,互联网平台经济如何良性竞争、健康发展是反垄断背后的重要议题。
数字经济的反垄断不能误伤创新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时曾指出,“我们一方面要鼓励竞争、防止恶意的垄断,另一方面也要用动态的眼光去看待数字创新中的回报收益的问题,不能为了反垄断而误伤创新。”
数字化运营已经成为企业维持业务至关重要的方式,为了拓展生存空间,许多企业更显著加速了他们的数字化战略布局。一项针对全球2569家企业的调研发现,新冠疫情将全球的数字化进程至少提前了5-7年。
互联网平台是数字经济的代表,彭文生在课题中指出,现实中哪些数字经济企业是“好”的垄断,哪些是“不好”的垄断,并没有那么分明——巨型科技企业在开始阶段是“好”的垄断,是与创新紧密联系的,但到了一定规模后就有可能阻碍竞争。
例如亚马逊、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头在发展初期,非竞争性的零边际成本带来其规模快速扩张,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这个阶段的“垄断”是好的“垄断”,判断数字经济是否出现“垄断”,还需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
在最新的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问题研究中,彭文生进一步建议,将研发投入强度作为评判平台垄断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平台企业属于供给驱动需求型企业,这类科技型企业的创新驱动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因此,只有不断的研发创新和提供优质供给,平台等科技企业才会有持久的生存空间。
他以美国标普500行业层面的数据为例,无论是在研发支出还是资本开支占比方面,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特点的半导体、互联网等行业,要远高于需求决定供给的消费品行业。因此,只有不断的研发创新和提供优质供给,平台等科技企业才会有持久的生存空间。
从国际对比看,美国研发投入强度(R&D/GDP)在1957年就已达到了2%,此后一直维持在2%以上;中国则是在2014年才达到了2%以上,从研发投入强度上看中国落后于美国57年。支撑美国数十年持续高研发投入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从外部看,是二战、冷战等激烈国际竞争带来的压力;从内部看,企业部门是研发投入的绝对主力,占到了美国总研发投入的约70%。
互联网企业仍是创新先锋
在美国将企业部门研发做到极致的,是成立于1925年的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的母公司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这家由电话专利持有人贝尔创立的公司从诞生之日起便是电信行业当之无愧的老大,贝尔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共推出27000多项专利,平均每个工作日推出4项专利,是历史最大的、最成功的工业实验室。
在大众的认识中,基础科研是一项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投入,而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获取利润。实际上,不仅在美国企业部门是技术、科技创新的绝对主力,这一趋势在国内也已经形成。科技企业是参与中国新一轮国际科技竞赛中的重要力量。
我国科技企业的基础科学研究较为落后,尤其是发轫于珠三角地区的腾讯、华为等科技企业,受制约更加明显。相比京津冀地区,广东早年既缺产业基础,又缺教育资源,如今90%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内,90%以上的重点科研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华为很早就有意识去按贝尔实验室模式,拨出10%以上的收入开展研发。但贝尔实验室的前瞻领域研究模式过于烧钱,华为的诺亚方舟实验室于2012年成立,将基础研发加上了明确的时间概念,聚焦于未来5-10年的发展方向,在市场竞争中,摸索出了基础研发资金效率和产出的一个平衡点。
马化腾也曾深夜发问,“未来十年,哪些基础科学突破会影响互联网科技产业?”几乎与华为同期,互联网企业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实验室。
2012年,腾讯设立了腾讯优图实验室,随后成立腾讯AI Lab、微信AI、未来网络实验室、量子实验室。其中,量子实验室针对量子科学研究与应用,是腾讯基础科学研究的代表。
2013年,百度成立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后更名为百度研究院,下设深度学习实验室、大数据实验室、硅谷人工智能实验室,商业智能实验室、机器人与自动驾驶实验室。百度研究院是为百度布局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将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转化为应用,加速商业化落地。
2017年,马云宣布建设达摩院,立足基础科学、创新性技术和应用技术的开发,设置机器智能、数据计算、机器人、金融科技、X实验室的“4+X”架构。
企业部门引导的科技创新模式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和市场转化力。新一批创新公司均将技术研发与企业战略相结合,比如百度完全聚焦百度的战略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加速应用研究到商业化进程;阿里和腾讯相似,一方面设立研究院基于本身业务的应用研究,同时布局前瞻性的基础研究。2019年以来腾讯和阿里在云基建等产业互联网方面也在持续加大投入,带动了整个中国产业互联网上下游的发展。
正如彭文生所分析,创新才是打破垄断最好的内在武器,研发投入强度应成为衡量平台企业是否构成垄断的新标准。
再以贝尔实验室为例,AT&T是国际上最著名的遭遇反垄断拆分的公司,但贝尔实验室的前瞻研究为电信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真正打败这家电信老牌巨头的并不是反垄断,而是其前瞻研究所奠定了基础的新技术。
在反垄断的热议中,让数字科技创新的子弹再飞一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