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之情商与智商
张亚勤 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1978年，年仅12岁的张亚勤从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了著名的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这位来自山西太原的少年也成为了当年大陆最年轻的大学生。1986年，20岁的张亚勤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就读于乔治 华盛顿大学。1989年，23岁的张亚勤以高水平的论文，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1978年9月，12岁的张亚勤背着小包站在太原火车站与母亲告别。开往合肥的火车载着他难以掩饰的兴奋和梦想。在应该上小学的年纪，他上了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进进出出科大校园时，没有人分得清张亚勤是大学生还是旁边附小的小学生。这便是张亚勤别样的童年。
从小就和这个世界相处“和谐”
张亚勤的天赋一直很耀眼。11岁上高中时，他已经跳过好几级。“那个时候我在家里看妹妹，看了一年。她睡觉时我就借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书看，看着看着就都看明白了，一下子看进了高中。”张亚勤直接参加了初中升高中考试，还考了最高分。
然而在科大少年班，他突然有了被淹没的感觉，“去了后才发现别人都比我强。宿舍里一问别人的分数，上床比我高，对面床也比我高。前一个学期的考试成绩都在后边。”从第二个学期开始，他的成绩又开始直线上升，排到了前头。
当科大少年班宁铂在“神童”的光环里纠结、谢彦波在与导师的紧张关系里找不到定位时，张亚勤成了“神童”背后的隐形人，玩自己喜欢的游戏，调皮、捣蛋。宿舍楼的大门上少了一块玻璃，这个年龄和身材都占尽优势的孩子便时常钻进钻出。
12岁就独自一人坐20多个小时火车，张亚勤也没有觉得不适应。“我6岁就开始自己坐火车。”进入美国的生活，张亚勤与异国文化、同学老师、科研环境都和谐共处。张亚勤把这归结为“喜欢学习”、“糊里糊涂地什么都不在乎”。简单自足的生活最温暖。
“我跟这个世界很少冲突，一般都比较和谐。”他语调平静，没有疲倦感、隔膜感。张亚勤活得一直比较简单而自足。在美国读书时，“我和女朋友(现在的爱人)两个人整天出去玩，开个破车到处跑，从华盛顿开到佛罗里达，中间也舍不得住酒店，老吃快餐，挺快乐的。”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摆着太太和儿子、女儿的照片，温暖洋溢。
张亚勤在美国当学生会主席时，天天搞活动，跑前跑后，成天帮别人帮得高高兴兴。
“人的成功不仅需要智力，勤奋很重要，热爱也很重要。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国内企业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时，他去接机，是当时著名的 “免费司机”。“当时大家关系都很近，一到周末都在一起，特别有大家庭、团队的感觉。很值得怀念。”与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活得很封闭不同，张亚勤的朋友遍天下。
平和简约的心态从未被破坏过
“人的性格有1/3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有1/3 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1/3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大学之后对于人性格的影响就不是很重要了。”张亚勤这样对记者说。
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文革开始，随后一年，父亲遭受迫害。“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张亚勤的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和姑姑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每次走进一座城市，都会住在亲戚家。那时候的张亚勤，已经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绝对不任性，努力表现自己好的一面，尽力去理解大人们的想法。
“寄人篱下，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这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他日后如此叙述自己的童年，在他看来，人应该把自己放在更合适的位置上，因为不可能一辈子都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更不可能永远被放在众星捧月的位置上。
之后的学业也并非人们描述的那么一帆风顺。留学时博士论文都做到了一半，才发现同一个题目别人已经做过了，只好改题目重来。“但我不觉得懊丧，总比全做完了到答辩时才发现好吧？再说，做同一个题目的还是位很有名气的人。”这种思维方式，成就了张亚勤平和简约的心态，这种心态从未被破坏过。
提问1：高中时应怎么做好个人规划？
――李浩泳，北京市十四中高一学生
张亚勤：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而是比较感性，常常跟着感觉走的。但是我觉得学生时代应该保持广泛的兴趣，对自己的学科、旁的学科都可以看看，各种讲座都可以听听，这会对未来自己的发展有益处。
提问2：如果不像您那么聪明，想成功是不是就很难啊？
――耿啸，北京市十四中高一学生
张亚勤：人的成功不仅需要智力，勤奋很重要，热爱也很重要。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提问3：知道您是“神童”，除了智力因素外，还有哪些其他因素对于您之后的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翔锋，北京101中学高一学生
张亚勤：好奇心，一直是我强调的重要因素。好奇心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能让我孜孜不倦地探索新鲜事物。其次是家庭教育。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培养，需要不断地坚持。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特别注重培养这些能力。同时，母亲给与我足够的空间，从来不将她的意见强加于我，让我学会独立思考，母亲的信任和这份“放飞的爱”对我之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最后是社会大环境。对我来说更是如此，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出国留学，在后来回国带领研发团队，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有着紧密联系。
采写/本报记者 许海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