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国际舆论对“中国管理模式”甚嚣尘上，甚至到言必称中国模式。如外国报导这次世博会，也认为“上海世博会引发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可是，我们国内反倒很少有人议论此事。人家已经把“中国管理模式”的帽子给咱戴上了，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帽子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先要弄清楚模式的本质（而非定义）。首先，模式必然蕴含着独到而丰富的创新内容。没有创新，就没有让人们学习模仿的价值，当然这种创新必须有可推广的普适性。如最近北京出现一位“山寨局长”，他看上了模仿政府行为作买卖可赚大钱的方式，竟然赚了1600万元，活动长达四年之久。你不能说他不是创新，但绝不能让人学习模仿，还要严加打击。因此，创新是必要条件，但不充分，还要具备让人可模仿学习的范式，即有模范的意思。我同意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给模式赋予的概念：“模式有强调、放大、夸张的意义”，同时具有普适、宣扬推广的意义也是不可少的。
中国已成“模式”了吗？
那么，什么是“中国管理模式”呢？其来源于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创造长期两位数增长，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光辉成就。尤其是通过奥运会、国庆盛典和上海世博三大盛典，中国更令人刮目相看，于是人们竞相以谈“中国模式”为时尚。
先谈世界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当今世界流行三大观点：一是大加赞扬、“中美决定世界事务”的G2说法，认为“30年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世界第一”，甚至最近英美报纸还煞有其事地说：“中国还是别当老大，当老二对中国更有利。”尤其是外国工商界人士多持此观点，很看好中国。他们对西方已失去信心，所以号召学习中国模式。而西方不一而足的吹捧，让我们也有些迷糊。第二种观点，属于“棒杀派”，认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背道而驰，必将是对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极力把中国模式政治化、妖魔化。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体制内还存在问题，是否成为大家学习的中国模式，还有待观察。”这三种观点也有共同之处，即承认“中国模式已是客观存在，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
从世界舆论种种论点来说，也还处于变化之中。1992年，美国人弗·福山向世界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西方价值观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后将永续永好，不会有其他制度取而代之的可能。”当时世界191个国家，有118个国家明确采用西方模式。可是20年后，这次经济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西方模式已经没落。以色列历史学家甚至得出了“专制大国回归”的结论。美国名刊《外交》也发表了《西方制度倒退，开始向专制化转变》的文章，认为：今日经济越来越需要政府的直接干涉。于是又有人主张：人均产值超过6000美元是个门槛，执行自由经济民主制度会稳定；但人均产值不到6000美元的国家，以专制体制获得稳定发展，在制度上可能更有优势。
我们该做些什么？
我们作为中国人当然不能置身事外。我们也要研究中国的管理模式（包括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模式），以求有个清醒正确的认识，每人都成为有效的管理者。为此，日前我向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思危理事长请示。他说：我们应该支持建立相应组织研究探讨此事。
关于企业管理模式，在金蝶董事长徐少春主席的倡导下，以“总结梳理出成功的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并加以推广，促进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发展为宗旨”，建立了“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这是一个良好开端。在此基础上，从实际范例出发，研究探讨中国管理模式的本质、形式、方向，已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