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由西方国家开始的金融危机如同瘟疫在全球蔓延，作为全球一体化重要一环的中国，也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为积极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制造业大幅受挫，中国开始重新考虑产业结构的布局。在4万亿政策的拉动下，国内经济内需开始逐步扩张，中国开始在2009年下半年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的阴影，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
服务型经济作为新兴经济结构的主体逐步受到业界普遍关注，而服务外包业则使具有人员成本优势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找到了新的发展机会。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立足于本土的人员优势，经历了将近20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服务外包的中坚力量。去年以及今年国务院出台的9号文和69号文，提及了促进鼓励服务外包企业的若干意见，也将使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
作为企业提高内部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灵动发展的重要手段，应用软件的开发和利用已经被业界广泛认可，而将其外包能让软件开发工作更标准化、流程化，使企业更专注于提高自身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市场开拓以提高市场占有率。把软件开发外包的工作放到离岸中心实施则能大幅降低人员固定开支，这也为离岸软件开发外包市场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离岸软件开发服务商作为承接出口型服务的桥头堡，其海外市场在2009年受到了国外一些隐性贸易壁垒的限制，作为对策服务商开始建立较大规模的海外分支机构，使自己在地理位置上更加贴近发包方或者最终用户的所在地。这样的布局一方面可以更了解客户所在地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规避了贸易壁垒带来的准入限制。
从企业的发展模式以及技术采用的角度来看，后金融时代的离岸软件外包服务将表现出如下的特征：
1. 主动实现在产业链结构中的转型
健康的产业链必然要求产业链内的各企业合理的分工，分工“链”上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专注的领域，最后通过合作发挥整体产业链的优势。随着国内应用软件开发平台厂商核心技术产品的逐步成熟，离岸的软件开发外包服务商应该最大程度的利用已有并成熟的技术产品(如中间件、测试软件等)，整合产业链上下资源，把单纯编码的工作提升为重组整合商业流程，实现全产业链端到端的覆盖，来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2. 并购合并成为行业整合的热点
受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实施等影响，中国软件外包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趋势已经出现，软件外包行业迫切需要有效地整合优势资源，优化产品结构，推进品牌的国际化战略。仅2009年上半年我国软件服务行业就有多起较大规模的并购案例，并购案例数和金额分别同比增长75%和160%。并购后的公司无论从业务发展方向还是海外实施能力上都有大幅的提升，类似举动将极大提高中国离岸外包在国际上的总体竞争力。
3. SaaS、云计算、Web平台上的开发等新技术的采用将成为发展趋势
软件开发的工作往往是伴随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断更新的：2009年开始大行其道的云计算使企业可以使用当前刚好足够的计算资源，在峰值负载时能够灵活扩展，并免去管理硬件的开销。根据IDC的预测，2009年全球SaaS服务收入达到3.9亿美元，中国达到8860万美元;2013年全球SaaS服务收入将达到10亿美元，而中国也将达到2.33亿美元。巨大的市场蕴含着无限的商机，众多软件开发服务商纷纷涉足SaaS平台建设;浏览器为软件提供了丰富的运行环境和方便的使用界面，越来越多的软件开发服务商选择Web作为软件和开发的平台，使用面向Web的开发、调试和性能分析工具。中国的服务商也开始纷纷在新技术转型上寻找新的发展之路。
4. 知识产权保护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
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软件开发业中的重要程度逐渐得到各服务商的广泛认可。技术层面上P2P的应用使用户之间的协同工作更加方便高效，但是在P2P共享网络中也普遍存在着知识产权的问题。竞争层面上，政府对外包产业的扶持带来软件开发公司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软件开发市场空前活跃，源代码的保护也成为各大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考虑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仅是停留在行政条令上的约束，而面临法律法规上的真空和制裁制度上匮乏的窘境，必将制约国内外包服务商参与国际竞争。
5. 应对不同的服务形态要求软件开发服务商有所准备
对于日韩客户的外包，服务商提供的内容主要集中为整体软件开发中的某一个或者几个阶段。而对于欧美客户，则要求服务提供商拥有全面的解决能力，包括软件开发初期的调研设计以及软件开发之后的支持服务。不同的服务形态要求服务商能针对实际情况对企业本身能力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对于欧美客户我们更应该强调在知识流程外包(KPO)方面的能力,而针对日韩客户则需要强调自己在行业方面的理解能力。
IDC预计短期内中国离岸软件开发服务外包市场的发展将持续增长，2009年整体市场容量约达到27.6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14.7%，预期到2014年整体市场容量将达到75.9亿美元，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