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3个月，南开创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开创元)就将迎来十岁的生日。然而，亲眼目睹着公司发展壮大起来的李春兰最近却高兴不起来。
“现在人员成本增加比较快，物价在涨，员工的工资不涨，人才不都流失了吗？这样一来，客户的一些低端项目就没法承接了，接来就赔了。”2月15日，现任南开创元常务副总经理的李春兰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在天津调查发现，作为我国新兴的软件产业的缩影，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天津市软件出口业务的确发展较快，但在当前高CPI、高成本、高人民币汇率的“三高”经济大环境下，与南开创元这样的规模企业类似，天津软件出口企业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成本和市场方面的困扰。
“对软件出口企业来讲，来自市场和人员成本的制约比较大。”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人士向记者表示，规模小、缺乏骨干企业、软件人才结构失调等，是天津软件出口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而正是上述系列问题的存在，让天津软件企业在进军要求更高的欧美市场时迟迟徘徊在门外。“对日出口初具规模，对欧美出口有待加强，已经是天津软件企业乃至国内整个软件行业出口的真实写照。”一位软件行业分析人士称。
人力成本等增加困扰软件企业
在李春兰看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新高对公司的影响甚小，但来自高物价高成本的压力，确实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公司。“不需要原材料，不需要其他资源的消耗，(相较其他传统出口型企业)通胀对软件行业的影响小一点。更多的影响来自成本的增加，也就是员工工资和其他费用的增长。”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与其他传统行业正在经受原材料价格高涨的苦恼不同，软件行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其对原料、能源的依赖度较小，但却往往受制于“人”。
南开创元于2001年5月份正式运作，经过近10年发展，目前员工数量在700人左右。“其他行业的人工成本可能占到总成本的20%~30%，我们的人工成本占的比例非常高，差不多占到50%甚至60%。”李春兰表示，人工成本相应增加后，“员工工资比过去增长快，成了企业很大一块负担”。
天津另一家大型软件出口企业的内部人士对此也深有体会，“只要增加人员工资，就要跟着上税，企业在人力成本上所承担的负担越来越重，毕竟没有高薪招不来人才。”
李春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虽然软件出口属于高附加值的行业，但如果工资增加10%的幅度，人力成本占比就会高达企业运营总成本的70%~80%，再算上其他费用，企业的利润空间就会十分有限。
“从整体上讲，天津近几年的软件出口发展还是比较快，因为市里比较重视，支持力度也比较大。”天津市软件协会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如今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降低人员成本的影响，是这些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缓过神来的软件出口企业当前最紧要的事。
客户压价时有发生
如果说人员成本的增加是“内忧”，天津软件出口企业的“外困”则在于，在“三高”的背景下，企业在出口软件时遇到客户压价的情况增多，而软件行业内的激烈竞争则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李春兰告诉记者，以日本的软件企业为例，他们接本土项目没问题，但日本企业可能也与欧美企业有联系，或者本身就在做其他国家的软件而后再转包给中国的企业。由于受到全球通胀大背景的影响，日本企业自身的利润率空间小了，于是就会在价格上向中国外包企业压价。
上述天津大型软件出口企业负责人也表示，软件出口的潜在市场太大了，国内企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要去和谁“竞争”，而是要说服“潜在客户”。
李春兰表示，为尽可能减少上述客户压价的情况，公司正向高端项目发展，培养高端人才，开辟不同的客户。“项目向高端方向发展，我们的利润就高，这样就能保证这些高端客户的稳定。因为在越低端的项目上，同行竞争越激烈。”
记者采访了解到，南开创元位于日本东京的分公司之所以近年发展较快，正是因为承接了大量对日本的高端项目，“他们把这些项目在前期做完后再发到国内一起做，这样就保证了业务量没有出现大滑坡”。
规模效应难发挥
在外贸出口领域，软件产业尽管被认为是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但却还是“存在规模小、缺乏骨干企业、缺乏特色、软件人才结构失调等问题。“上述软件行业协会人士向记者表示，以天津为例，虽然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软件服务外包联盟，但始终没有实质效果。”要想做大做强，得由政府出面，实施企业兼并重组。“
另据商务部发布的《2010年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2009年中国软件出口合同数达30307份，同比增长59%；同年软件离岸外包出口额达63.9亿美元，占同年软件出口总额的87.9%，同比增长141%。引人深思的是，以2009年为例，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产值的总和，竟不如IBM一家公司的相应业务收入多。
2月16日，记者在天津调查采访时看到，与南开创元隔路相望的，正是天津国家软件出口基地的办公大楼。而在这座大楼的附近，则分布着天津市多家软件出口企业。“这几年，天津政策相对较好，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也给这些外来企业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各行各业发展比较快，软件行业也不例外。”李春兰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称。
不过，天津软件企业虽然数量多但大部分规模较小。据悉，天津市规模软件企业现有100余家，其中有软件出口业务且出口量较大的企业仅五六家。“如果与同时代差不多成长起来的企业相比，能发展到南开创元现在这种规模的屈指可数。虽然其后也有一些外来的软件企业扎根产业园区，但(它们)现在的规模还不算大。”2月15日，李春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作为天津软件行业出口额排第二的知名软件企业，南开创元这样的企业放在全国的软件产业中，其规模也并不算大。“以天津另一家有日资背景的软件出口企业为例，虽然一年有2亿多的出口收入，但其业务主要是提供给其总部，且业务较单一，比不上东软等其他大型软件企业的规模。”上述软件行业协会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分析人士也指出，由于企业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追求短期利益的功利趋向十分明显，面对有明显市场机遇的产品时便会蜂拥而上，而对有市场开拓难度的产品则退避三舍，“这导致许多企业集中在相对狭窄的市场中竞争，由此造成产品种类单一、低水平竞争和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
谈到公司出口业务的现状，李春兰向记者坦言，公司对日本的出口量比较大，但对欧美软件的出口却迟迟徘徊在门外。“金融危机之前，虽然想做但没下力气，在日本这块做起来后，就没多少力气再去接欧美的项目。”
实际上，对日出口初具规模而欧美出口弱势，不仅是南开创元的现状，也是天津软件企业乃至国内整个软件行业的真实写照。商务部发布的《2010年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显示，日本在2009年成为中国最大软件出口目标地区。
IDC中国软件与服务领域分析师李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在对外软件外包方面，中国企业拥有许多先天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对日本企业时体现得较为明显。“一方面中日物理距离较近，沟通与交流比较方便，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再加上许多从日本回国的业内人士的努力，对日外包签单比较容易。”
记者了解到，对日出口软件不仅难度小且需求量大，而对欧美出口难则恰恰反映出中国在软件出口方面的弱势。“对日本的软件出口，多采用传统制造业的外包方式，转包到中国的仅仅是低层模块的开发任务，而欧美市场则对软件企业开发技能、管理水平、维护能力，以及商务、法律的国际接轨都有更高的要求。”上述软件行业协会人士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