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计算发展虽火，但存在的尴尬也显而易见——原创性显得较为薄弱。
美国云计算生态产业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美国已有无数企业投入了云计算的SaaS，PaaS研发。其中，知名企业从2009年的130家左右发展到现在的近200家，涉猎了几乎所有的云计算关键领域。而中国的云计算发展仍大多集中在云平台运营和少部分最终用户应用上，服务形态基本以云服务的IaaS层面为主。
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其中的原因值得业界思考。我们应当看到，创新需要环境。与美国的创新环境相比，国内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差距。首先，美国人才储备丰厚。在美国本土，长期以来都拥有大量的人才储备，社会对人才个性的保护与鼓励，使得创新有了最根本的土壤。
而在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社会的急功近利导致从大专院校到企业环境、商业环境等方面，使得整个环境的创新相对薄弱。简单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虚拟化是云能够实现规模效应、弹性运行、终端用户远程顺利访问的关键技术，当我们的学术圈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第一轮谈虚拟化概念的时候，虚拟化在美国已经被提出、被发展了近30年。而目前就虚拟化而言，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原创解决方案。
但中国也不必过于担忧。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或许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大好时机，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后发优势，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之上培养自己的人才;同时，中国特殊的发展轨迹与国情、庞大的市场资源都可以成为我们吸引国外人才的优势，给予他们更大的创新、实践的市场与空间。这对于那些专注于技术的海外人才来说，无疑是最诱人的。
其次，持续的创新。创新之所以在美国可以持续，这不仅与大家对于创新的尊重有密切关系，也有赖于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如果缺乏保护，我们在云计算的发展当中就会出现如同盗版DVD的事情——缺乏原创和抄袭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尊重云的创新，那势必将直接影响到我们云平台的原创性。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探讨并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条款，保护创新企业的知识产权，为他们提供最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再次，需要充足资金的支持。资本本身的逐利性要求快速回笼投资，但短期的利益与长期的、可持续的利益相比，美国的投资界显得更有耐心去培养和等待。而在中国，由于VC和PE存在结构性的限制，绝大部分都不会投资给短期之内不能快速回收，不能上市的项目，导致他们在中长期项目的投入能力相对薄弱。因此，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国情去考虑，也许是VCPE之外的第三种模式。
还有一个因素是来自于政府。美国政府虽然是云服务的最大客户之一，但却是最有话语权的客户，他们每年庞大的IT费用支出以及因此被要求成本控制的压力使得云服务商们趋之若鹜。
而在中国，当我们与当地政府部门交流云项目的时候，我们发现政府往往关注的角度与云服务的本质还有一点儿距离，例如，他们会问：“该项目需要多少亩地?需要多少资金投入?管线费跟宽带费需要多少，有几万的机架?”等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云计算当作GDP来推，这便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这个思路将导致大部分的云计算中心实际上没有吸引最终用户的应用。
解决途径是什么?首先，政府需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去创造环境。从产业界、金融界、学术界全方位制定有序发展云的规划框架;细分并扶植云计算的产业链，深入到每个环节，找到生态薄弱处，进行有的放矢的创新改进。帮助投资界建立一个可以提供中长期、压力较小的融资平台;并且以具体的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去帮助中小企业使用云服务。
其次，投资者应利用政府的帮助，从自身的专业角度甄选出真正具有创新潜质的科技企业，给予其充足的资金支持，鼓励其在关键技术领域专注研发。而作为云计算生态链中最重要的角色——云技术公司，应该多关注企业自身的技术领域，修炼内功的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创新产品市场化的道路;建立产业联盟，以市场需要为基础，以创新的思路去探讨并制定行业技术标准，引导云技术的发展方向。
中国有着巨大的云市场潜力，云计算的发展虽未占先机却享有后发之优势。希望中国有越来越的人加入到促进云发展的队伍中来，抓住IT产业的第三次革命的机会，提升中国云计算的原创性，给中国未来在科技领域书写一段创新的历史。
许肇元：
现任戴尔(微博)公司大中华区成长型企业部总经理，负责领导戴尔大中华区中小型企业的销售营运。毕业于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获得国际金融、货币金融及房地产金融三项学位，并于北京清华大学获得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