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聚焦：中国文物，走进大数据时代

　　难点：行业外单位覆盖面广，人才经费缺乏

　　尽管我国已经开展了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但可移动文物普查尚属首次，行业内数量大、基础弱，行业外涉及面广，缺乏可借鉴的经验。

　　“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累的是身体，可移动文物普查累的是心。”重庆江津区文物管理所普查员张亮说，不可移动文物几乎都在文博系统内，比较容易协调。可移动文物普查涉及文物系统外的国有单位。尽管此次普查明确规定不改变现在文物的保管现状和所属权，但不少单位出于种种考虑，对普查并不配合。“有些单位一开始调查就说没有文物，我们还得利用各种渠道了解实际情况，想办法进门调查。而且，筛选文物、认定文物也存在一定困难。”

　　据了解，除了国有博物馆等文物收藏机构，图书馆、美术馆、档案馆也收藏有大量文物，各级党政军机关（驻外机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也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文物藏品。比如全国政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收藏有大量名人书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直属单位保存有大量名人手稿、老唱片母版等；一些教育、科研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保存有大量出土文物、民族文物、古籍善本等。一位国有企业的档案处处长告诉记者，企业还存在对文物保护不重视的情况，在头脑和意识中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重要性。

　　国有单位数量多、性质及隶属关系复杂、基础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部分单位不配合等困难，这给普查人员调查带来了难度。在实际操作上，面对数量巨大、类型丰富的文物，也存在技术难题。

　　重庆图书馆特藏中心主任熊忠华就说，书籍和其他文物不同，比如重量这一项对图书而言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普查的登记并没有加以区别，普查还缺乏针对具体文物的标准设计。

　　在走访中，人才、经费，则是基层普查员集中反映的问题。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工作大都在室内完成，工作枯燥也不易被人注意。在人员配备和经费支持上，就相对缺乏。可移动文物普查率还涉及文物认定等专业问题，基层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也显得尤为紧迫。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通过普查摸清家底、锻炼队伍，但也希望更多的社会支持。”重庆文物局局长幸军的话反映了文物普查员的心声。

　　亮点：文物合理利用成重点，信息平台将上线

　　通过普查让文物资源活起来，加强文物利用，是普查的重要目的。

　　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谈到今年文物工作重点时就强调了文物利用问题，他指出，要统筹文物保护与利用，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文物资源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中的作用。要将文物合理利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贯穿文物工作的全过程。

　　虽然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不易，但让人惊喜的是，在普查过程中，总会有新的发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在进行清库工作时，发现一批于上世纪80年代收藏的古籍善本，经考证，分别为明崇祯，清顺治、康熙年间科举考试的进士文章集汇，收录了近百篇明末清初进士的科考文章。此类古籍存世极少，在阿坝州乃至四川省都极为罕见，对于研究当时的科考制度、历史人物、刻印装订技术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在普查过程中，文物新价值的挖掘和新文物的发现，拓展了国宝的内涵和数量。但如何妥善保护利用，也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张亮说，他们在普查现场发现，文物的保护利用，现状堪忧。尤其是一些易损毁的字画，再不抢救就没有了。而如何利用文物、让文物和老百姓见面，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跟进。

　　此次普查就是文物保护利用的基础性工作，下一步，普查将重点放在文物传承、文物资源共享上。据悉，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即将上线运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博物馆等文物收藏单位，平台将有助于各馆规范藏品管理体系，提升藏品管理水平，培养藏品管理人才。对于国有单位，平台将为每个收藏单位建设藏品数据库，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可通过平台实时了解区域文物资源总量、类型、分布、管理和保护现状，动态监管文物资源。社会公众可通过平台查询、利用文物资源，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平台不仅服务于本次普查登录、审核文物信息，还将在普查结束后继续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发挥作用。”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人们期待，可移动文物普查用键盘和相机留住文物光与影，让文物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构建文物信息大数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