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行动的力度前所未见，甚至超过了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尽管在20世纪病毒学发展中，后者建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厥功甚伟，推动了许多关键发现。近十年来，围绕疫苗出现了一些争议，因为有些研究将疫苗与自闭症联系起来(这类说法已被研究证明是不成立的)，引起公众恐慌，盖茨的努力改变了全球各界对疫苗的认识。盖茨关于疫苗的第一项捐赠共计1亿美元，侧重于为儿童接种现有的疫苗。该项目由联合国指导，PATH具体负责。为了庆祝这一善行，在他们那位于华盛顿湖的6.6万平方英尺的宅邸中，盖茨与梅琳达召集了大批疫苗专家，举行晚餐会。其间，盖茨问他的宾客，“如果你们拥有更多资金，你们会怎么做?”一时间众人纷纷提出新点子。此时此刻，盖茨决定对原先设立的基金会进行彻底升级，在1999年将其变成了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并向其注资210亿美元，使它立即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如今，该基金会的资金更加充裕，尽管已经拿出250亿美元用于各项事业，储备资金仍有360亿美元之巨。

不过，尽管顿悟了疫苗的伟大意义，盖茨又面临一整套全新的问题。没错，他可以资助原创研究，拯救万千生命，在盖茨的慷慨赠予之下，脑膜炎和疟疾疫苗得以问世;没错，他还可以创造所谓的冷链——一种无需中转国的存储与分发系统，从而不断改善疫苗的功效，这也已经实现。

可是，他又遇上了扩大规模的问题，疫苗的生产与制造天然依赖于市场，如何才能鼓励默克、辉瑞和葛兰素史克等医药巨头生产足够多昂贵的疫苗，用于那些需要它们，却又根本无力承担的儿童呢?盖茨日益相信，解决之道是让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无形之手变得更加“有形”，即朝着自由企业的方向，满怀仁慈之心地推动这个新近形成的市场。

这正是“权势”一词的真正定义：不仅有能力去解决一个问题，还能够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市场，专事该问题的解决。早在十年前，盖茨就愿意出资购买数十亿疫苗，可他回忆说，“那时都不知道支票该写给谁。”上世纪80年代，通过征集公共资金，联合其他救援机构一起压低价格，以及部署数以千计的救援人员负责接种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使获得小儿麻痹症、白喉、破伤风及其他一些疾病基本疫苗接种的儿童比例增长了两倍。可是，与庞大需求相比，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一款新药在美国上市之后，往往需要15-20年才能被坦桑尼亚或尼加拉瓜的孩子们用上，这实在让人无法容忍。“就那些疾病而言，穷人家的孩子的死亡率比富人家的孩子高出50倍!”盖茨提高了声调。

盖茨意识到，关键的第一步是铸就公共-私营部门之间的稳定同盟。在他慷慨解囊之下，这个等式的公共部门一边很快得到了解决，过去这方面的尝试步履维艰，主要是因为资金匮乏，人道救援组织为了争夺稀缺的资金而屡屡陷入内斗。可是，私营部门方面更为棘手，与制造药片不同，疫苗生产成本更高，也更为困难。举阿富汗为例，医药公司希望让那里的孩子接种疫苗，可因为当地人经济能力有限，实际需求不够大也不够稳定，无法弥补这么做的成本。他们必须要在人道和利润之间作出艰难抉择。